邓小平与中国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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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国情报告》第32期（总第775期）；此文为纪念中国对外开放30周年而作，系2007年8月19日稿；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决定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绝非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导致中国的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又引起了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发展大变局和国内外各类发展挑战的主动响应，具有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国际背景、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

诚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所言，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所激发的危机意识，西方意识形态和范式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都大大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种危机感一直存在，尽管有所减弱。甚至在1978年之后四至五年间，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在努力争取人民接受其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时，仍然会偶尔提及“亡党亡国”的可能性。[1]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面对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又面对一个极其竞争变化的世界。他们果断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后，开始重新探究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种种原因，寻找消除各种危机的良策，开拓促进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曾想十几亿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现代发展历史的新的经济奇迹（专栏1）。但是在当时几乎国内外没有政治家、学者和研究机构能够预见到这一奇迹的出现，几乎是“事后诸葛亮”，直到后来才逐渐清晰地看到这种势不可挡又不可逆转的“中国奇迹”。

专栏1        什么是“经济奇迹”

所谓奇迹，托马斯·达奇定义为：“一个引起惊叹不已的事实，因为其原因深藏不露”。[1]“一个超越人们使用各种手段的自然力而产生的后果”。[2]

阿兰·佩雷斯认为，发展也是一个奇迹，是指人们知其然而不愿深究其所以然，奇迹有先有后，他们通过传播竞争和渗透，使奇迹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他将经济奇迹定义为对那些完全不是由于自然条件取得成功，而是指那些无法预见的神速的成功。他还分析了“荷兰奇迹”、“英国奇迹”、“美国奇迹”和“日本奇迹”，他期待“中国奇迹”，他认为这个奇迹即将成功。[3]

小罗伯特. E. 卢卡斯讲过，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经济奇迹，我们就应该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4]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定义为 “增长奇迹”：在这种增长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经历了一段高增长时期，从而缩小了与最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中国要对外开放？

它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是什么？

毛泽东对此起了什么作用？

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有哪些局限性？

为什么是由邓小平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

有哪些外部原因和他个人的原因？

他是如何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

他又是如何作出这一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为什么他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之父？

对此，我们做一历史回顾与历史分析。

1 毛泽东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战略窗口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57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据统计，1950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占进口总额的66.2%、出口总额的66.8%。[7]据安格斯•麦迪森计算，1950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1.8%，而1870年为2.5%。[8]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要中外结合，中外精通。他还批评了清末西太后盲目排斥外国东西的作法。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批判了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观点。[9]

1958年，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正式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人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人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1964年，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八字方针，[10]作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或各国）文化的基本方针。

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基本上没有实行，反倒是盲目排外，实行的是封闭性政策。在建国初期，原来在华的外资大部分被强制性关闭，或者被迫撤出，或者被迫没收。所谓争取外援，主要是50年代从苏联方面争取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60年代初苏联中止了这些援助；60年代中期，中国全部偿还了苏联的贷款，成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债和外国投资的国家，也自称为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1870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49%，到1950年时降至1.69%，到197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只有0.65%（见表1）。[11]不断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型经济和社会，大大地限制了中国的贸易增长潜力。[12]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极大的释放中国的贸易增长潜力。[13]

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是有其外部原因的。邓小平认为，这在相当长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是中国迟迟不能对外开放的客观原因。尽管朝鲜战争中中国、朝鲜迫使美国、韩国签署和平谈判协议，但是多国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内部增设了中国委员会，对中国采取了比对苏联、东欧国家更为严厉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政策。[14]

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中国向西方开放，最大的障碍是中美关系之间长期对峙、隔绝。消除了这一障碍，也就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战略窗口，铺平了发展道路。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苏联以重兵集结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毛泽东根据陈毅等元帅的建议，[15]开始考虑在中、美、苏“三大角”关系中“打美国牌”。毛泽东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转而“以敌（美国）为友”，“以友（苏联）为敌”的新战略。这本身就反映了毛泽东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是以国家最高利益为准，超越意识形态。

1970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先主动私下给中方转达“口信”，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11月，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给美方捎“口信”，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华商谈。

1971年4月，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1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放宽对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游览

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该信息公布后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成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抵达北京之后，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首次承认中国“闭关自守”、拒绝与美国交往的作法是不对的，责任在中方，包括他本人在内。[16]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晓得“闭关自守”的代价是什么？后来他也没有及时地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他失去了“中国开放之父”的历史机会，却为邓小平创造了这一历史机遇。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来中国访问

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提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中国开始向西方打开贸易大门。诚如毛泽东所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7]3月，中英两国由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9月下旬，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9月，周恩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为中国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提供了机遇。

197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开放之年。2月初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国家计委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当年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43亿美元进口计划，是建国以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的进口计划，[18]但是实际完成进口额为28.6亿美元。[19]

1973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李先念提出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首先是要增加出口，还可以搞来料加工出口。[20]6月，刚刚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陈云就提出，我们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很好的研究。[21]他认为中国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他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手段，利用国内优势条件扩大出口。12月，李先念提出，进口必要的先进设备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李先念和陈云最早提出的对外开放、引进国外技术的政策，后来他们都成为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的支持者和决策者。

1974年3月，李先念提出，为了加强我国的海上运输能力，适当地购买一些（外国）船只，还是必需的。10月，江青借助所谓“风庆轮事件”污蔑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执行一条“孔孟之徒”卖国主义路线。[22]中国刚刚开始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就被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江青所扼杀。

1975年4月，邓小平针对江青“闭关锁国”的做法明确地提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吸收国外先进技术。[23]

8月，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4]

9月1日，李先念提出，既要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又要有虚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态度。[25]尽管这一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因“批邓（小平）、反击右倾反案风”而夭折。但是却给邓小平、李先念既留下了历史记忆，也留下了历史空间，他们和陈云一起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时代。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向西方世界对外开放打开战略窗口，邓小平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26]邓小平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开放之父。

2 邓小平提出创造20年国际和平环境的战略设想

从历史纵深看，邓小平时代的国际环境远比毛泽东时代更为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邓小平本人敏锐地意识这一历史难得机遇，[27]也充分利用了前所未有的“天时、地利”，他与陈云、李先念等及时果断地作出了对外开放重大决策，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边缘者”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从国际先进技术的“落伍者”成为积极“采用者”，从现代化的“后来者”成为新的“追赶者”。

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后，仍然主管外交事务，开始调查研究，重新认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趋势，不仅改变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还突破他们的战略框架，首次提出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的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战略设想，他认为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其根本点就是为了国内的经济建设。

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今时代的总看法仍然是列宁的看法：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天下大乱论”。[28]尽管此时中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名重要成员（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毛泽东还是持“世界大战论”和“世界革命主要倾向论”。[29]此时，毛泽东对世界已经进入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既不敏感也无察觉，更不晓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明显拉大。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正式宣布结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重新开始进行“四个现代化”。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领导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出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外几乎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决定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的可能性。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9月14日，邓小平提出，过去老的战略规定（指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不符合现实了。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起码希望23年（指到2000年）不打仗。[30]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我们称之为“中国大战略”，它反映了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长期根本利益，是大胆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构想。

1978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时提出与西方世界合作的设想。他说，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31]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问题上的最好运用，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世界开放。

8月5日，邓小平在与阿拉伯利比亚代表团会谈时提出“二十年”的战略设想：我们希望有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好好搞建设。我们希望安定二十年，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32]

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才能发展起来呢？至少需要两个基本内外部条件：一是至少有一代人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充分利用“天时”（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和“地利”（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良好周边环境）；二是至少有一代人时间的国内稳定和安定环境，实现“人和”，人心思社会安定、人心思经济发展才行。当时的邓小平既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设想，也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这两个互补性的“大战略”是极具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极巧妙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才有了中国使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迅速崛起。

3 中国自我封闭坐失“天时、地利”的历史代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进展，[33]但是在“大跃进”时期（指1958－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时期，相对周边的日本等国家和与大陆竞争的台湾、香港而言，大大地封闭了，也大大地落伍了。然而毛泽东几乎没有察觉，更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向加速经济发展，不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坐失了利用世界和东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所创造的“天时、地利”。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的纪录来看，至少有两次“黄金时期”：1870－1913年期间是第一个“黄金时期”，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3%，中国则是负增长，为-0.09%。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指1950－1973年），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9%，高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为2.9%，与世界平均增长率相当，而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34]

中国至少失去了这两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地位。以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变化为例，在世界经济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比重从1870年的2.5%减少至1913年的1.8%；在世界经济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1.8%下降至1973年的0.6%（见表1），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低点。这是中国闭关自守的代价。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和第13册所纪录的1966－1976年期间毛泽东批阅全部文稿中可知，毛泽东对此是“一无所知”，更是“一无所言”，而他念念不忘的都是阶级斗争。

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和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世界近代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只要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它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落伍于其他先进民族和国家，就会被动挨打；向世界开放的时间愈晚，落后状态就愈明显，所丧失的发展机会就愈多。中国是典型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如1870－1973年；但也意味着一旦中国对外开放，就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例子，如1978年以来，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在不断上升（见表1），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在加快。

从世界大国角度看，美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美国GDP相当于中国GDP的4倍之多；战败国日本、德国经济迅速恢复，重新开始追赶美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和第三大经济大国；苏联也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约占GDP世界总量的9.0%。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4.5%，1957年达到5.5%，在短短的7年之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而后就出现了下降，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仍为4.5%，又回到了1950年的比重。

从东亚地区来看，从6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自己斗自己”时，日本经济继续加速，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对外开放，迅速追赶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1965年大陆和台湾的人均GDP分别为706美元和2212美元，到了1976年分别为852美元和4600美元，[35]两者的相对差距从3.1倍扩大到5.4倍，两者的绝对差距从1506美元扩大到3748美元。这一时期的数据至少证明，在公开的经济竞赛中，毛泽东领导的大陆远远地落后于他的政敌蒋介石领导的台湾，后者大力对外开放，鼓励出口增长，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起飞，尽管李先念、陈云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却被封杀了。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自我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认识“天时”？又是怎么认识“地利”呢？他是如何决定中国必须对外开放的呢？

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是促进中国启动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还不清楚如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中国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是他们已经明显感到这一差距被拉大了。

1977年5月12日，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谈到，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他还讲，中国在清朝是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36]

5月24日，邓小平谈到，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37]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谈到中国的基本发展水平时说，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38]

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

5月28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时讲，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末这十多年则拉得很大。[39]

4  邓小平对历史的反思：为什么中国会落后

在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最大特点就在于“眼睛向外”，思想开放，有着强烈的国家竞争意识，强烈的发展差距感，有着强烈的加快发展的紧迫感。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如何认识落后及其原因？又如何改变这一被动挨打和落后的局面？这些深入的思考不仅直接导致他提出了对外开放重大决策的设想，而且还使他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现代化模式又不同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目标。[40]

促进中国领导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放弃传统的单一式的认识来源和封闭式的学习模式，转向新型的多元式的认识来源和开放式的学习模式，重新认识迅速变化了的外部世界和周边国家。知识来源的变化引起知识内容的变化，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和关于现代化的知识内容、含义理解有了重大变化。中国领导人从学习东方经验开始，很快转向学习西方经验，进而转向学习东亚经验特别是日本经验，因为后者是成功的追赶者，为中国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这是学习，比较，借鉴，吸收，消化，实践，认识的过程。

1978年春，中共中央首次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给中央的报告承认，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随即中共中央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41]这等于放弃了视南共联盟为修正主义的政治判断，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识的重大突破，首次承认了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而不只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或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中国模式。

随后，1979年和1980年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到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一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在大谈和介绍“东欧模式”，如南斯拉夫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的改革；波兰放权让利的改革，“高速发展战略”的改革。[42]实际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思路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经验和理论还是相当有限的，不仅这些国家的国情与中国差异甚大，而且这些国家的改革并没有向人们想像的那么成功。但是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来讲，还是突破了禁区。不久，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成功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相对他们而言还是“先行一步”。

1978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出一批代表团到西欧发达国家访问，了解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情况。4月底，邓小平对即将出访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要求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考察介绍和汇报，要看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43]邓小平十分关注这些国外考察，6月下旬专门约谷牧谈话，亲自听取出访西欧国家的汇报。[44]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发展差距愈拉愈大了。[45]

周边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东亚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引起邓小平的强烈关注。1977年5月邓小平就注意到日本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我们应当比他们干得更好。[46]

1978年5月30日，他问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交通部长叶飞等人，为什么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指对外贸易增长那么快，贸易量那么大），（为什么）我们（指中国大陆）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47]同日，他还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又提出同样的问题，他首次提及亚洲“四小龙”。[48]其中有两个经济体是中国的台湾和香港。

邓小平已经看到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差距，强烈希望了解为什么“四小龙”发展得如此之快，也潜意识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学习和借鉴东亚模式。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与国民党领导的台湾和英国总督领导的香港之间的内部竞争，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之间的邻国竞争，中国与美国、西欧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外部竞争，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极其重要的国际环境。在当时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最为敏锐、最为清醒、最为强烈、最为务实，因而也是最为开放的领导人。在此之前，毛泽东以及继任的华国锋都没有提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

邓小平对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省。1978年3月18日，他对全国科学大会代表讲，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49]在此之前，2月时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积极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技术。[50]

6月底，邓小平对外宾讲，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认清落后是好事。现在国际条件有利，国内条件有利，只要下决心干，就可以加快（经济）建设速度。[51]

9月16日，他认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他认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52]

10月10日，他对西德外宾谈到，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他特别谈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他主张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3]这一作法是符合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也是东亚模式成功的经验，即通过对外开放，获得外部技术，实行技术追赶，进而实行经济追赶。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能否加快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对外开放；中国能否对外开放又取决于领导人能否思想解放；中国领导人能否思想解放又取决于他们的观念（ideas）能否开放。在世界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潮流中，不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不对世界开放，就不能加快发展中国。毛泽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缺少外援的条件下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导人执政长达27年（指1949－1976年）时间，但是仅出国了两次，还都是到苏联访问，苏联的工业化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苏联模式经验为基础的“莫斯科宣言”（即“莫斯科共识”），[54]也给他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把它视为普遍真理，[55]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56]他从来没有访问过西方，缺乏在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和体会，这是他作为世界大国领导人的最大的局限性。他只是从书本上、报纸新闻上以及与外国人士访华会见等相当有限渠道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些都是间接的他人的知识，而不是直接的本人的感性知识。1957年他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访问苏联受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口号的影响，他对英国和美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感性认识，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只是征求了在莫斯科访问的英国共产党主席和总书记的意见，就下了决心。年底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公开提出这个口号。到了60年代中期他提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到底什么是“四个现代化”？它们包含什么内容，有哪些主要指标？中国又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什么重要的标志？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明，在更多意义上还是一个政治口号或者是一场政治动员，还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蓝图和路线图。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了解世界和西方国家主要依靠阅读新华通讯社每日内部出版的两期《参考资料》（简称《大参考》）。[57]他还多次要求江青、王洪文读《大参考》。[58]他也经常阅读翻译的外国著作，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极少量的中文版。整个中国与世界之间出现了空前的“信息隔绝”、“知识隔绝”、“文化隔绝”。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晚年的毛泽东既是这些“隔绝”的决策者，因为开放他就会受到外部信息、知识和文化巨大的挑战，也会引起内部的挑战。在一个高度政治集权的体制下，最高权威性具有垄断性，而垄断性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排他性又导致封闭性。同时毛泽东也是这些“隔绝”的受害者，他个人的信息来源、知识结构和文化资源越来越有限，这也极大地影响和限制了整个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的学习能力。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没有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访问的机会，即使与这些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不妨碍。1971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后西欧国家领导人陆续访华。反过来讲，如果是毛泽东访美、访日、访欧的话，亲自了解和体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的话，可能是毛泽东而不是邓小平首先作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的大门向西方的对外开放的时间就不是1978年而是1972年。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领导人的自我封闭必然使中国整个社会的自我封闭。诚如邓小平所言，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59]它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本内因。这是邓小平的深刻反省，意味着中国将告别自我中心主义，政治孤立主义，闭关锁国主义，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放主义和全球主义时代。对此，邓小平个人起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

5  邓小平的历史记忆

邓小平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之处和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了解西方，使他比毛泽东更晓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更需要向西方世界开放。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就与江青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们之争就是开放主义与封闭主义之争。这与他16岁时不远万里到法国勤工俭学有关。1974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利用“风庆轮事件”，指责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遭到邓小平当场抵制和批驳。这场政治争论对邓小平也是刻骨铭心，更是邓小平决定对外开放的重要的政治原因之一。后来他回忆这场争论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我跟“四人帮”（主要指江青）吵过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60]实际上，1973年日本就造出了42万吨的巨轮。显然，江青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是一个典型的“井底之蛙”，现代版的“夜郎自大”。

从个人经历的视角看，留法勤工俭学的5年成为邓小平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开始从事革命事业新生涯，更重要的是使他了解了西方世界，在年青时代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他是唯一的出访过美国和西欧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回国路径法国，再次领悟了西欧的发展，他比任何领导人更了解西方世界。这些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邓小平能够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

6  邓小平出访东亚和美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国访问，这是恢复历史记忆、亲自学习国外、认真反思反省的过程，也是开始蕴酿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决策的过程。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邓小平决定出国访问，到东亚国家调查研究。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了解到60年代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各类现代化企业，使他感到震惊。他坦言：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不久之后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准现代化，即经济总量翻两番和小康目标，大大不同与毛泽东、周恩来所宣布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乘坐东京－京都新干线列车时感慨说道，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落后，才有希望。这次访问日本对邓小平震动很大，他没有想到中国与日本的发展差距那么大。[61]他对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本中国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这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表示，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表示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他与日方正式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他在招待旅日华侨代表的茶会上指出，中国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62]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列车。访问期间，邓小平表示，要虚心学习，了解与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

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历了高速发展。根据麦迪森的数据计算，1950年中国GDP（2399亿国际美元）是日本GDP（1610亿国际美元）的1.49倍。到了1957年中国GDP（4062亿国际美元）是日本GDP（2871亿国际美元）的1.42倍，这表明中国经济总量仍比日本高得多，一直占有优势。1957年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总量差距发生了巨变，不到20年，1976年日本GDP（13160亿国际美元）是中国GDP（7931亿美元）的1.66倍，[63]而中国总人口相当于日本的9倍。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中国可能和日本一样创造经济奇迹。但是，中国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自己封闭自己，自己折腾自己（李先念语，1981年9月），将这一发展机会自己耽搁了。

1978年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小平特别关注新加坡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他参观了新加坡新兴工业中心裕廊镇，了解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64]这成为中国后来开办经济特区的重要知识来源。他十分感慨地说，五十六年前（指1922年）我去法国时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了两天。所有旧印象都没有了，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可以说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你们的道路是对的，发展是快的。新加坡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小平以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决心。

1978年11月5—14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时74岁）应邀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行程达1万多公里。图为邓小平访问马来西亚。

1977年8月，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之后立即着手加快与美国关于建交的谈判。9月2日邓小平对美国前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表示，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可以加快一些。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政治家，都认为中美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意义重大。[65]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中美建交谈判。[66]

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向世界公布了中美建立联合公报，正式签署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协定，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意味着中国开放时代的时刻，也是向世界最大的也是最发达的美国打开开放大门的开放时代的到来。邓小平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同时他也创造了历史的机遇。

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访问，先后参观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等城市，他参观了著名的跨国公司、宇航中心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更加感觉到中国必须开放，没有开放，中国要想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1979年1月29日，美国前总统卡特（右一）在华盛顿欢迎到访的邓小平副总理。

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长期以来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是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而对外开放则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的设想，鼓励华侨和华裔到国内来办厂。[67]

中国的开放首先是领导人的思想开放，只有走出去，看一看才能晓得世界的变化。在邓小平带动下，领导人纷纷出访。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先后访问了3个东欧国家和4个西欧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访问了亚洲和非洲国家。到1980年1月，根据邓小平介绍，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三年，特别是1979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68]中国的领导人终于抛弃了“自我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中国这只巨轮开始进入世界大潮流。

7 邓小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实行对外开放。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1979年“封面人物”，并评价到：“中国历来故步自封。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4的十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了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69]

这意味着，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自我封闭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

邓小平出访各国的做法，这非常像18世纪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也是在年轻时期独自到西欧旅行，回国后力排众议，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改革，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发动工业化，开始追赶西方国家，开创了俄国鼎盛时代。[70]

历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同样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1978年的中国，几乎拥有同样的历史机会，“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邓小平个人的历史作用。他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之父，他找到了使中国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道路。

1978年中国刚刚决定对外开放，就迅速地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开始了大规模的参与日益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据统计，到1981年中国就已经与世界上17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71]进出口贸易额从355亿美元增长到735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之多，[72]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海外华人率先进入中国内地，资金和管理技术大量涌入，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于1978年1月提出重新建立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请廖承志担任主任，[73]欢迎海外华人回国访问探亲，积极鼓励他们在大陆投资。中国大陆刚一开放改革，海外华人首先开始向大陆投资，占全国外资企业数总数的85%。[74]邹至庄也认为，与苏联等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有大批海外华侨的支持，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和发展贡献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75]

到了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国际环境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无论是与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相比，还是与1950年中国参与抗美援朝、60年代中期中国帮助北越抗击美国相比，都出现难得的百年不遇的“天时、地利”的局面。这突出表现为：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快，世界贸易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普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兴起，中国所处在的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贸易、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76]中国与邻国和大国之间关系的对峙紧张关系得到缓解甚至明显改善。尽管来自外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同在，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79年11月，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77]邓小平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在正确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战略，使得现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天时、地利、人和”。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中论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意义.指出，我们看到邓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不禁回忆起历朝奠基者的事业都在他们的后代第二号大人物手中得到巩固——例如唐太宗皇帝，宋太宗皇帝，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每一个朝代，开国者的不可缺少的武功，后面都接着一个伟大的建设时期。后来的事实表明，邓小平时代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时代，与历史所不同的是它还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改变了整个中国，也影响整个世界。

*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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